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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县中学与重点中学一起上课 两个考上了清华北大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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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县中学与重点中学一起上课 两个考上了清华北大




  原标题

  冰点特稿第1123期

  教育的水平线

  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。

  一条线是: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,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,一本率超九成,号称“中国最前列的高中”。

  另一条线是: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,师生是周边大城市“挑剩的”,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。

 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。200多所学校,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,一起上课、作业、考试。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,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、十几倍――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,还是令我惊讶。

  过去两年,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“零一本”县;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;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,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,23点休息,学到失眠、头疼、腹泻,“TOP5、TOP10”仍是遥不可及的梦。

 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,学校、家庭不同,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、见识、习惯的巨大差异,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?

青海一所学校正在上直播课

 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,16年来,7.2万名学生――他们称之为“远端”,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。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,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。

  那种感觉就像,往井下打了光,丢下绳子,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,才会拼命向上爬。

  1

  为了验证他的说法,11月,我到了直播的两端――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。

 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武侯区,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伫立50多年了。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学,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选修钢琴、尤克里里;教学楼通透的玻璃幕墙里张贴的海报,是清华的竞赛、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资讯和一本独立音乐杂志的征稿启事。

  炫目的高考成绩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边用几行小字展示着。午休时,学生会去露台上的咖啡座,在鸟鸣声中看书,聊会儿天。

  相比之下,仍在扩建的禄劝一中更有生机,或者说――闹哄哄的。学生们在课间跑着去室外的厕所;午晚饭时跑着去买面包,要么捧着冒热气的泡面;老师跑着在教学楼里上上下下,但要留心旁边初中刚被兼并的老教学楼。它的门太矮,会撞到头。

网校位于成都七中的导播室 程盟超/摄

  禄劝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两个学生的名字,用加大加粗的黄色字体印在了校门口的巨大红色招牌上。

  课堂里是另一副架势。成都七中的学生上课下课,总热衷讨论问题。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,用来接收教辅资料。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,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。

  但在禄劝一中,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,走到教室后面听课。不用问,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――有的女生即使站着,也忍不住打哈欠。

  也有人趴着睡觉。高一有很多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的眼神。屏幕那端,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,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。可这一端,只有鸦雀无声的寂静。

 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: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,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,“能去昆明的都去了。”

禄劝一中的学生在上直播课 程盟超/摄

 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:在这个90%是山区、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,十几年前,“送昆明”形成攀比之风。

  “恶性循环的开始。”我想。去年在广西,一个县考不上一个本科生,老师跟我哭诉“花钱都买不到生源”。

  “我没想到我这么差。”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,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。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,还曾是数学课代表。但这次期中考试,考成都七中的试卷,除了语文,其他科都没及格。

 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,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,其他完全听不懂。她以为某篇课文还没讲,其实老师早讲完了。她花半小时做七中出的阅读题,查很多单词,密密麻麻地填在题目的缝隙里。然后对答案――全错了。

  据说高一上学期,不单禄劝,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进度。七中连续三节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――一节讲英文报纸,一节是外教授课,一节听TED演讲,都是全英文。

  “觉得自己真没用啊。”王艺涵的同班同学刘承燕说。

  2

  我是周末随班主任家访时见到刘承燕的。从县城到她家,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。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镇子――有些镇,要开4小时的车。

  她家是那种农村常见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样子:阳光和风从木头房顶里漏进来;家里到处是化肥袋子,有些积了厚厚的灰;屋旁边是猪圈,招来不少苍蝇。

  家里除了她,只有爷爷奶奶。坐在这间屋子里,我不确定询问刘家父母的职业是否礼貌。

  班主任先开了腔,“开班3个月,父母一次都没接触到。”

  刘承燕告诉我,父母在昆明打零工,把打火机从工厂运到市场,平时一两个月来次电话。

  她奶奶在旁边笑,“能考个大学就太好了。”

  好几位禄劝的老师跟我抱怨:大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,只会说“好好学”。有的孩子出了问题,班主任反复致电,家长就是不来;还有家长在电话里直说,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。

  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,两岁留守,跟爷爷奶奶生活。直到大学快开学,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――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,后来一看,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,伸不直;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,一个月赚5000元。

  落差确实存在。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,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,甚至帮他们争取和“诺奖”获得者对话的机会。

  一位学生休息时会去练拳击、游泳,保持好的形体。班里女生会自制插花、香皂送给老师,还在老师嗓子不适时机敏地递上润喉糖,“素质和情商都很高。”

禄劝一中部分学生周末仍在校学习 程盟超/摄

  “优秀的孩子离不开优秀的家长。”一位老师强调,自己的工作压力在于,“其他学校,师生‘尽力’就可以了,但在七中不行,要高效。”

  教师授课如果让学生觉得不满,可能一两个月就被家长投诉,然后遭到撤换。除了成绩,他们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和兴趣。

 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,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。语文老师讲“规则”主题的议论文,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的视频,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、发言。谈及秋天的诗歌,旁征博引,列举了五六种秋天的意象。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;政治课紧追热点,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。

  今年的广西理科状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。他说,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。试卷纯手工拟定,每个题考察很多要点,没有任何题型重复。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。

  这在县中可能吗?我曾在北大遇到过一个农村娃,他说老师有时醉醺醺的,总爱让他们自习。在那个“零一本”县,很多学生都听得出,老师讲错了。有老师晚自习布置测试卷,直到高考,卷子没有讲评,连标准答案都不曾发。

 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,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。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,于是消极应对,上课很久才晃进教室,甚至整周请假,让学生自己看直播。

 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,感受着这些差距。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,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“游览”了英国、美国,围观他们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。

  一位山区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说:“没办法,贫穷限制了想象力。”

  3

  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。禄劝一中的老师说,高一班里总充满哭声――小考完有人哭,大考完更多。有人在教室里抹泪,有人跑到办公室抽泣。不少学生一提考试就发抖。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,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,还是很残忍。

  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。一问,人家平均“只有”103分;他们班,30分。“数学完全跟不上啊,绝望啦。”

  老师帮着重建心态,除了“灌鸡汤”,还安慰学生:只要熬过高一,就会突飞猛进。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,今年上北大那位,高一也考30多分,跑到办公室里哭。

  那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,这是真的。

  恐怕在高一,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。2006年,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,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,结果只凑齐4个。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,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,要求很简单――平安活着。

  我问王艺涵“理想”,她觉得没什么用――初中时立志考昆明,结果惨败。儿时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区,不联系了,她很失落。如今班里要写理想大学贴墙上,她就跟风填了浙大,虽然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。

  刘承燕倒是明确地痴迷数学,说自己理想职业是数学老师。这是镇初中的老师告诉的出路,除此之外,她无法想象擅长数学还能做什么。

  在成都七中,情况很不一样。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启田也痴迷数学。他提前修习了高数,为这门艺术的流畅折服,想进一步深造。

  这里面有深思熟虑:他的父亲是工程师,何启田幼时总去他的办公室做作业,觉得环境枯燥无聊;母亲则是医生,曾险些遭遇伤医事件。他觉得这些工作“没意思”。

 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,只知道“好好学习”不够。没有明确志向,为了学习而学习,很容易动力不足。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,“立志”这码事,全依仗环境。

  我知道,农村的孩子不是没“志向”,只是更现实,和城里人挂在嘴边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。

  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,她父亲不在了,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。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,能上一本。但因为没钱,他放弃入学,现在打工供她读书。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。

  今年夏天,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,走红一时。我奔波了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,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,以为是绝症,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弃治疗,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。知道那件事后,他“有了学习的动力”。

 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,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、近乎荒诞的闭塞。我曾遇到过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,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――于是就失学了。

  还有一个理科生,农村孩子,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,被高中老师鼓励,稀里糊涂填报了一冷门小语种。他大学成绩很不理想,毕竟,“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”。

 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,他们听后都很沉默。

 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,给他们目标,看到更多可能,更让他们焦虑,击碎他们的惰性。

 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:重建。

  4

  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。师生们总抱怨:努力,但出不了成绩。

  “其实效率很低。学生偷着玩,老师也不批改习题,不了解学生。”他发现,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――都说要改进,但不知从何抓起。

  据他介绍,早在2002年,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,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气。

  直播带来压力,也是动力。七中考完试,老师们彻夜批改、分析上百份试卷,第二天就讲评。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,简直不可思议,但现在必须跟上,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。

 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。

  “学生们有对比了。”一位禄劝一中的老师说,“我们也得变,不然学生议论。”

 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,虽然不用 “亲自讲课”,但为保证跟上进度,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,约等于3个普通班。

  这些老师琢磨出一些方法,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,编制成学案,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;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,记录下疑惑的瞬间,琢磨着课后补足;屏幕那端偶有间隙,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。

  为跟上进度,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,帮学生查漏补缺。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。

  “每天凌晨1点到家,6点去学校,在家只能睡个觉。”另一位老师说,自己6岁的孩子,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。

  “真的累。觉得自己这么穷,每天忙啥呢?”有老师嘟囔着,下一秒话头一转,“唯独上课不觉累。看到学生,讲话声就大起来”。

 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,自己有好几个“人格”。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,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,他助教就严肃;下一届老师幽默,他就开朗些。

  还有一位班主任称,他为了帮学生减压,每周一、三、五的深夜会带学生去操场跑步,和不爱说话的学生一起站在讲台上大喊“我是最棒的”。

  直播课时,七中老师提问,他要求本班学生也站起来回答――开始没人愿意,他就找了个纸箱,塞上带编码的乒乓球,抽签。

  “再去其他班,也能教好。”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,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培养了出来。

  禄劝一位老师说,教出好学生,录取率高了,被人称为“名师”,“是一种教师特有的虚荣心。”

  “什么是幸福?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。”一位谢顶、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,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,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。

  5

  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,今年张贴的是: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,生源严重流失情况下,我校1230名学生,二本上线634人,一本上线147人。

  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,“低进高出,我们从不放弃。”

 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――和昆明比,也在和成都比。

 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。禄劝一中的几位学生去“留学”时,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――观察“天才”们的生活。

  此前他们听说,成都的孩子是“天才”,平时不熬夜,下课能逛街。

  两天后,小视频传回,是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自习。回来后,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:“天才”们不仅是天才,也很刻苦。他们有规划,会自己琢磨报哪些辅导班。

  如何追赶“天才”?只能比他们更刻苦了。

  在禄劝一中,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,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。一位班主任站在“为理想和尊严而战”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,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,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。

  不过回寝室也不意味着休息。王艺涵每天0点30分熄灯,但很难睡好,心很不安,因为其他舍友上了床,也全都开着小台灯,趴在折叠桌板上继续学。她总觉得被落下了。

  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:有年级第一得了阑尾炎,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;还有同学为省时间,不吃饭,最后快得厌食症了。

 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,老师批评学生晚睡,有学生回答,“我得守住阵地。爸爸因为你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,病减轻了不少。我要让他彻底好起来。”

  你可以说这样苦读很不科学。但在这儿,一个穷地方,改变就这样发生。禄劝一中高三的前两名学生告诉我,只看卷面成绩,他们已和成都七中的“天才”们相差不大。

  3年的漫长竞赛,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:高一勉强及格,高二渐渐从100分,上升到110、120……直到现在,满分150分,能拿到140分。

  王红接观察了16年,最后得出结论: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,“他们潜力无限”。

  通常情况是,学生用一两个月适应成都七中的节奏,高二开始进步,高三复习时,把前两年学的知识巩固住,成绩会突飞猛进。

  这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曾经认为,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,很难在3年内弥补。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,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,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;到高三,最好时仅差6分了――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。

 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。高三两位学生说,经过3年,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复习。有时自己取舍作业,提高效率;也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偏科的习题。

  他们屏幕里的七中老师总说,“预习是掌握主动权,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。”

  一位远端老师发觉,学生跟随七中上课后,愈发爱提问题,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。有的老师买了饭,却进不了教室,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。

  “高一还偷玩手机,翻墙逃课。到了高三,主动提问,自己找题做。”刘正德说,直播班的师生们在校园里忙碌,其他班也被影响。如今普通班也都静心学习。

 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?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禄劝县教育局局长。他想了想,觉得它激发了本有的潜能,“是催化剂”。

  6

  两边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,老师一开始也没底。

  禄劝的老师说,听直播课时,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,嘴里却飞快念叨。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,后来才知道,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,骂学生调皮、不扎实、不做作业。

  他一下释然了,“原来七中也骂人。”

 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几位学生聊了聊,发现他们不乏同龄学生的普遍烦恼。一位男生说,入学头一个月,答题时想到上万人在看直播,他紧张得手心冒汗。

  和大部分男生一样,他喜欢游戏,但上了高中再没痛快玩过。晚上9点半放学,回家做点扩展题,有时也要深夜1点睡下。他们周末要上各类补习班,最喜欢美术、体育这类“休息脑子”的课。

  有七中学生在班级交流区里写道,“我希望有三只手,一手抓高考,一手忙竞赛,一手握生活。”

  但远端学生对七中的“天才”们,更多还是遥远的崇拜感。七中学生经常会收到远端学生添加QQ好友的申请,微博上甚至有他们的“表白墙”。里面都是溢美之词,他们觉得自己并没那么优秀,因此颇为不安。

  在禄劝这边,几乎每位学生都能叫出几位“崇拜”的七中学生的名字。

  禄劝一位班主任好几次看到学生给七中的孩子写信,但从未阻止。他觉得自己的学生享受不到优渥的条件,但和他们接触,至少能多分动力。

  七中任课老师有时特意将远端优秀的作业拿到本班展示,直播给上万名学生看。一位老师记得,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区一位女生的作业。后来听说,那个班所有学生当场激动到哭,接下来一个月全在拼命学。

  有七中老师感慨,“远端学生的质朴、感恩,是城市少有的。”有人回忆,他去远端学校做分享,学生们从校门口夹道欢迎,一个个含着泪,挤过来拥抱。

  七中老师间流传着几个故事:比如有人去九寨沟旅游,找了个兼职的年轻导游。对方见面一愣,高兴得满脸通红,惊呼“老师”,无论如何不肯收钱,合张影就行。后来问清了,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学生。

  去成都交流后,禄劝几位“留学生”也感慨良多,回来后在班会上讲了4个多小时。

  最主要的内容是,七中的学生更有目的性,知道为何而学。人家早就有了感兴趣的专业,甚至对人生有了规划,“早就开始学托福,高考只是一步路。”

  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,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,教他们向前看。

  我不确定这些东西会在3年里带来哪些改变。高一的王艺涵还很丧气,她觉得七中的学生太优秀了,自己永远看不到,“就算我变优秀,人家不知道跑哪边了。”

  但在高三的两位学生那里,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。其中一位坚定地说,要比七中的同学更强。

  另一位男生说,自己没想和成都的“天才”们比。自己明白和他们的差距,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。他确实比以前更努力,也进步了。努力是为了活得开心。

  7

  曾经有北大的农村学生告诉我,她幼年时听朋友讨论麦当劳、肯德基,被人问牙不整齐,为什么不矫正,全都只能低头沉默;到了北大,同学们说自己在洛杉矶、旧金山,或者世界各地度假,她还是插不上话。

  禄劝今年考上清华的那位学生说,他要继续熬夜才能跟上进度。有大城市的同学告诉他,“考清华还蛮简单啊”。

  但我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。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区女生在回忆里写道:她在大学出演了话剧,是因为直播班组织过情景剧表演;在新学校成绩不错,也多亏在高中养成了预习的习惯。

  王红接声称,一些直播班学生,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,口语出众,在大学获益良多。

  我想,至少这群孩子经历了3年的心理建设,到大学会适应很多。

  更长远的影响可能还在山沟里。王开富和刘正德12年前合计着推行直播班,经费不够,硬着头皮上。彼时王开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,因为缺乏父母关注,成了游荡的痞子。当爹的痛心疾首,和他说禄劝教育不行。

  他很生气,“搞一辈子教育,只求最后别被人骂。”

  12年后,这届高一,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,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。十几年来,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。

  “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没起色,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,那他和他的家庭,都会自暴自弃。”

四川汶川中学正和成都七中同步备课

  这是王红接的结论。几年前,四川一位贫困县的干部曾拜访他。那位身高超过1米8的壮汉几乎哭着说,县里教育改善后,生源回来了,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,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,“房价都涨了。”

  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: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.5%。

  据他说,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.1亿元,但县里、市里都注资教育,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.5亿元。用了多年时间,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,毛入学率90%以上。

  “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,投资教育,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最好的办法。”

  所以,如何看待教育?它可能是先苦后甜,付出才有回报的等价交换。就像王开富给我讲起他自家的故事。那时他还年轻,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穷苦的。直到他考出来,当了老师,又亲手教妹妹考学,找到工作。

  但我也相信,直播班故事的成立,还依仗于某些额外的善意。一如某位七中老师,结束分享,离开远端学校时,一转头,发现全校学生,乌压压一片,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,和他挥手告别。

  直播或录像,他们都听过他的课。

  他愣住了,然后开始哭。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,“好几百人,可能要上千……”

  负责网校的王红接和我说起这事儿。“你知道吗?这个学校,其实只交了一个开通直播班的钱。”他笑着说,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“偷录”直播,各自播放。“但没关系。所有人都很开心。”

  (作者系中国青年报?中青在线记者)

  程盟超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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